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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塞罗那俱乐部:文學來自現實,承載現實,培育現實

時間:2019-05-30 09:55:37|來源:搜狐|點擊量:31100

巴塞罗那天气预报 www.lgppsq.com.cn  文學與現實是什么關系,又如何與現實互動?中國作家梁鴻深入觀察與寫作河南鄉村,盧森堡作家湯姆·尼斯(Tom Nisse)為歐洲難民潮作詩,葡萄牙作家安娜·費洛蒙娜·阿馬拉爾(Ana Filomena Amaral)則以歷史材料為寫作素材。5月26日,三位作家相聚北京中信書店啟皓店,探討文學與現實的關系。

文學來自現實,承載現實,培育現實

對談現場 本文圖片由主辦方提供

梁鴻:自然而然地書寫“更迫切的現實”

三位作家都認為,創作者的現實經驗,是文學創作的素材、靈感來源之一。“無時無刻不在創作”的安娜說,即使不拿筆,她也不停地在腦海中思考、探索這個世界。“就像現在你們坐在我面前,這幅美麗的畫卷就是我創作的基礎。”她對觀眾說。

現實經驗既有最切近自身的生活經驗,也有包羅政治、經濟等領域的大環境,兩者密不可分,如梁鴻所說,拿起筆時,自然是從自己最根本的生命經歷寫起,漸漸進入記憶、童年、故鄉,這些關于自身的書寫,同時也包括歷史,“你的童年、你的故鄉和你的生活里面一定包含著你生活久遠的歷史。”來源于現實的文學,又進一步超越現實。

梁鴻認為,內心是文學與現實之間的中介,現實經過內心的轉化、消化,會發生“多種變形”,再呈現于文學中。即使是非虛構作品,也并非與現實對等,原因同樣是寫作者內心的轉化。每個寫作者看到的社會場景一樣,但書寫必定不一樣,這與寫作者的“原點”有關,即自己的知識、經驗、生命起點。

另一方面,每個寫作者心中都有多個現實,而選擇書寫哪一個現實則因人而異。梁鴻曾在采訪中提及,寫作“梁莊”非虛構系列之前,她因為覺得大學教書生活太脫離現實,于是回到老家。事實上,大學教書、老家生活,都是梁鴻的現實。“但是在某一個剎那,可能這一個現實沒有另外一個現實迫切,所以我就回到了老家。”梁鴻覺得,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與鄉村“直接相關聯”,因此自然而然地要書寫鄉村。

對于湯姆·尼斯(Tom Nisse)而言,文學作品能夠影射現實,進而擁有改變世界,尤其是改善世界消極面的力量。生活在歐洲的他目睹逃往歐洲的難民“遠離家鄉,東躲西藏”,感慨于難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,于是以難民的經歷為素材創作詩歌集,在各種公共場合誦讀,以期有所改變。

而對安娜·費洛蒙娜·阿馬拉爾(Ana Filomena Amaral)來說,文學的“超越”還存在于創作結束、文學作品與讀者見面之時。安娜喜歡在亞馬遜上看讀者的書評,她把讀者的反饋視為一種“再創作”,因為一千個讀者對于自己的作品有一千種不同的解讀,有時她看到書評會想,“這真的是我寫的那本書嗎?”“你的感受是唯一的,我們對藝術都有不同的理解。”安娜說。

文學來自現實,承載現實,培育現實

安娜·費洛蒙娜·阿馬拉爾

文學承載現實,培育現實

基于現實創作的文學作品,當然也影響著現實,文學與現實是互相交織的關系。安娜視文學為“當今社會最好的反映生命需求的途徑”,今天的文學反映環境污染、人權問題、性別不平等,這些是亟待改變的現實;文學又不斷展現生活中美好的一面,帶給人類希望。

梁鴻看重文學的“培育”功能。這里的“培育”并不針對真善美等優良品質,而是更廣泛的心靈體驗,對人性、社會更豐富的認知。這種功能可以用“泛道德”來解釋——在真實生活中,我們被概念、規則約束;但在文學中,我們可以沖破日常現實的束縛,感受到“原來生活可以是這樣子的,原來我們的人性、社會如此復雜多向,原來那么多的話語已經覆蓋了我們的心靈”。優秀的文學作品能“打開”心靈,既打開現實,也打開心靈深處那些或光明或黑暗的角落。

湯姆·尼斯珍惜文學中與內心緊密聯系的共鳴。他曾在布魯塞爾目擊一個兩歲的難民小女孩被警察用槍擊中頭部,當場身亡。他意識到,這樣的不公可能發生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,于是他為女孩作詩《一條鮮活的生命》,并在詩歌節上朗讀。一位女士聽完朗誦,握著湯姆的手,流著淚表示感謝。熱愛詩歌、以詩歌表達自由的湯姆還強調了自由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。“如果不是每個人都自由,那就沒有人是自由的。”(If in a society not everyone is free, nobody is free)他說。

文學來自現實,承載現實,培育現實

湯姆·尼斯

梁鴻:羞于談自我是中國人情感結構的“缺陷”和“偉大”

在問答環節,有觀眾對文學的功能感到困惑——文學的功能更多的是一種自我表達,還是啟迪社會?

曾當過25年歷史老師、育有三個孩子的安娜認為,比起自我滿足、自我提煉,文學創作更多是把內心的想法傳遞給想要聽的人。她寫作時,總是盡量以忘我、無我的狀態,將所見所得與讀者分享。

梁鴻則認為,書寫自我的文學創作,一定也包含社會性。家在鄉村的梁鴻,盡力去看到、聽到、感受到家鄉的每一個人,如此看來,所謂的“現實”似乎很小,僅僅是一個一個渺小的個體。但另一方面,鄉村在中國社會、歷史中,又是最具象征性和現實意義的存在,鄉村中的每一個人,都是社會現實的縮影。因此,這樣的文學,是個體、自我的,但同時也是普遍的,“因為每一個自我一定是跟社會發生關聯的”。

在其2017年出版的小說《梁光正的光》里,梁鴻塑造了主人公梁光正這一人物,他在妻子去世之后,想再找一個老婆,卻難以啟齒,因為自己“還是個父親”。梁鴻希望借這樣一個既黑暗又偉大的個體形象,反映中國人復雜矛盾的家庭觀:每個人都在犧牲,每個人都在妥協,但每個人都不幸福,“因為每個人都不敢大聲說我想確認自己的幸福,當你說到你自己的時候都覺得是非常羞恥的一個事情。這是中國人情感結構里最大的缺陷,但我也覺得這是中國人最偉大的地方。”

因此,文學的功能更自我還是更社會?梁鴻的答案是“不要糾結”,人是社會的一部分,自我表達也是社會面向的一部分。同樣,作家也不必糾結寫自我的故事,還是所謂歷史、現實的故事,因為“文學書寫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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