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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:理想主義者王莽

時間:2018-02-01 16:19:23|來源:星島環球網|點擊量:5368

巴塞罗那天气预报 www.lgppsq.com.cn (王莽)

在中國歷史上,王莽是以“虛偽”著稱的。然而,對這樣的一個人物,一切都以“虛偽”來解釋,說它簡單化,恐怕還在其次。王莽之所以能夠奪權篡位,自己做皇帝,在很大程度上,是由于他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社會理想。然而,毫無疑問的是,強烈的帝王意志,又使王莽毫不猶豫地背離了這種社會理想,而在失敗的道路上迅速走向滅亡。

王莽改制前的歷史形勢

漢初,一切放任無為,諸如鹽鐵之利、鑄幣之權,都賦予了私人;賺了錢的人,財大氣粗,胡作非為,毫無顧忌地兼并土地和人口。在這樣的放任之下,六七十年之間,一個經濟實力雄厚而又無所忌憚的豪強兼并勢力就形成了。但是,到了漢武帝時,因為大肆對外開戰,拓展疆土,國家幾十年的儲積,轉瞬之間告罄。于是,國家開始向商人征收車船稅和現金稅,叫作“算緡”;再后來,則干脆實行“告緡”,鼓勵民間對隱瞞財產、逃避國家稅收的行為相互告發;隱瞞的財產一律沒收,并以其一半獎勵告發者。“告緡”的結果,是國家“得民財物以億計;奴婢以千萬數;田,大縣數百頃,小縣百余頃;宅亦如之。于是,商賈、中家以上大抵破”。就這樣,漢興以來所形成的豪強兼并勢力,基本上被消滅殆盡。

(漢武帝)

除了算緡和告緡,漢武帝還實行了鹽、鐵、酒官營和均輸、平準等統制經濟政策。在這一過程中,國家把大量商賈吸收到官僚隊伍中來。這一方面,固然是要利用商人在經營工商方面的經驗;另一方面,也是為了以商抑商。而在此之前,從事此類事業的商賈,從來都與官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因此,他們一旦變身為官,更是長袖善舞,與有權有勢的貴族、官僚越發緊密地勾結在一起。于是,當“鹽鐵富家者”變身為政府官員時,“貴人之家云行于涂,轂擊于道,攘公法,申私利,跨山澤,擅官市”的局面就形成了;而在實行均輸、平準的過程中,“豪吏富商”、“輕賈奸吏”,“私作產業”,“積貨儲物以待其急”,“收賤以取貴”,更成為家常便飯,結果就催生出一股與政治特權關系更緊密的新的豪強兼并勢力。

武帝去世,昭帝時,西漢召開了鹽鐵會議。之后,朝廷逐漸放松乃至放棄鹽、鐵、酒官營和均輸、平準等統制經濟政策,重新采取放任政策,“輕徭薄賦,與民休息”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由漢武帝統制經濟政策所催生出來的新的豪強兼并勢力,便迅速膨脹起來。一如《漢書》所說:“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、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,田宅亡限,與民爭利,百姓失職,重困不足。”而對國家傷害最深刻的,就是憑借著與皇親國戚及朝廷高官的勾結,“天下郡太守多為奸利”。這使得漢朝不僅經濟上基本為豪強兼并勢力所控制,朝廷對地方也處于基本失控的狀態。

王莽的改制,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背景之下發生的。而他改制的思路,就是要重新恢復漢武帝的那一套辦法,把對政治和經濟的控制權,重新掌握在國家手里。

王莽平均地權的社會理想

隨著豪強兼并勢力的急劇膨脹,社會上也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對兼并、平均地權的思潮。儒生,毫無疑問是這股思潮的中堅。儒家對經濟平等,向來都是極為重視的??鬃鈾擔?ldquo;聞有國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,和無寡,安無傾。”而孟子所摹畫的井田制,其實就是希望通過平均地權,阻止“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”的事情發生。然而,時當列國爭霸,各國為了富國強兵,要獎勵軍功,要增加稅賦。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之中,想要平均地權,是不切實際的。所以,無論平均地權的思想在社會上有多么普遍,都不可能造成實際的影響。

然而,當天下實現了大一統之后,平均地權對鞏固皇權,就有了實際的意義。這是因為,大量身份性地主,諸如皇親國戚和官僚,包括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人,不僅通過政治上的特權免稅、免役,還仗勢欺人,大肆兼并、隱占土地和人口。他們的勢力越強大,國家所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就越少,賦稅收入也越少。相反,如果天下農戶都是國家的“編戶齊民”,各自都擁有同樣多的土地,向國家繳納同樣多的稅,服同樣多的役,國家的財政利益豈不就能達到最大化了嗎!所以,到了漢武帝的時候,在“富者田連阡陌,貧者亡立錐之地”的情況下,平均地權的思想,便隨著儒學的獨尊,被極大地激發出來,成為統治者理想的土地政策。

漢武帝實行“告緡”,把隱占的土地和人口也包括進來,針對的就是“富者田連阡陌,貧者無立錐之地”的狀況。漢哀帝時,輔政師丹更提出“古之圣王莫不設井田,然后治乃可平”的主張。漢哀帝當然很贊同師丹的意見,卻又顧慮實行起來阻力會很大,就叫人搞了一個“限民名田”的方案,對皇親國戚和官僚兼并土地作了一定的數量限制??上?!就是連這樣的方案,當時也無法實行。總之,平均地權的思想雖然已經很普遍,但朝廷上只有很少的人敢于把它提出來,而皇帝本人想搞一個折衷的方案也實行不了??梢韻爰?,豪強兼并勢力當時在政治上,已強大到了極點! 

但就是在這樣情況下,王莽卻敢于以安漢公的身份,逆潮流而上,站出來反對豪強兼并勢力。據史書上記載,公元2年,王莽“出錢百萬,獻田三十頃,付大司農助給貧民”。他這么一領頭,一時之間“公卿皆慕效焉,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,以口賦貧民。又起五里于長安城中,宅二百區,以居貧民”。繼而,在公元5年,王莽的女兒立為皇后,王莽又拒絕接受皇帝所賜予的“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”。于是,天下前后又有官民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書頌揚王莽,以致諸侯王公、列侯、宗室亦聞風叩請“宜亟加賞于安漢公”。

這些效仿王莽捐錢捐地,為王莽歌功頌德和請賞的人,其中雖然也有見風使舵之輩,但絕大多數都是抱有實現平均地權社會理想,或者擁護這種理想的人。何況,忠君的思想、對社會安定的企盼,也都深深地包含在這平均地權的社會理想之中了。惟在那種豪強兼并勢力猖獗的歷史環境中,多數人本來是敢怒而不敢言的,卻因為有了王莽這樣的人站出來做表率,便得到了極大的鼓勵。而王莽之所以敢于開罪于強大的豪強兼并勢力,固與他已擁有的權勢有關,卻也表明對平均地權,他確實是有真誠的一面的。

“湯武革命”理念與王莽新朝

當然,王莽也是個極有手段和權謀的人物。憑借著王家數世在宮廷政治中積聚起來的勢力,以及種種機緣巧合,他一步一步地掌握了漢朝的權力中樞,由大司馬、安漢公、攝皇帝一路上行,直至接受“禪讓”,奪取漢朝江山,開辟了新朝。在這一過程中,他以平均地權社會理想的代表者自居,起到了號召天下的作用。另一方面,天下“不私一姓”的思想,在他那個時代也流行很久了。漢初,湯武革命的思想,是深入人心的。秦朝因為暴政而被推翻,漢朝因為順應天命而取得天下的思想,都被天下人視之為當然。漢高祖以一介布衣,手提三尺劍而得天下。從司馬遷的記載來看,無非是舊血統轉變為新天命。然而,天命亦不過由于人事。劉邦貴為皇帝,卻也不得不接受“馬上得之,寧可以馬上治之”的詰問。所以,到了景帝時,儒生轅固堅持“湯武革命”的觀點,景帝也只能表示:“食肉不食馬肝。”意思是說,漢朝取代秦朝,雖然符合湯武革命的觀點,但天下已為漢朝所有,再講“革命”就不合時宜了。這就叫鞋子再好也只能穿在腳上;帽子再破卻一定是要戴在頭上的。

然而,漢朝的儒生,堅持湯武革命的,大有其人。昭帝時,一個叫眭弘的儒生就上書朝廷,要求漢朝皇帝退位,以順應天命,結果被以“妖言惑眾,大逆不道”的罪名處死。宣帝時,儒生蓋寬饒上書,大講“五帝官天下,三王家天下。家以傳子,官以傳賢”,“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”的道理。宣帝認為這是要他“禪讓”,當廷下令將蓋寬饒下獄。蓋寬饒不甘受辱,出宮門就拔劍自殺,也還真有些“革命”的性格。元帝、成帝時議論“禪讓”的人不斷。比如京房,比如谷永。而到了哀帝時,連皇帝本人都想要把皇位禪讓給自己的寵臣。所以,當西漢的統治衰弱達于極點時,禪讓的輿論便彌漫于朝野上下。西漢政權在抑制豪強兼并、平均地權上不能有所作為,人們便將希望都寄托在王莽的身上。于是乎王莽接受“禪讓”,就成為那一段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。

王莽平均地權理想的毀棄

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,首先想要實現的,就是平均地權。他宣布實行王田制:天下田一律稱“王田”,奴婢一律稱“私屬”,都不許買賣。稱“王田”,就是重申始“六合之內,皇帝之土”那一套,無非是強調土地國有。稱“私屬”,就是說奴婢雖屬你控制,但仍是國家“編戶齊民”,跟你的“家眾”一樣。什么意思呢?且看王田令的規定:“其男口不盈八,而田過一井(九百畝)者,分余田予九族、鄰里、鄉黨,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。”也就是說,兼并者的奴婢,既為“編戶齊民”,就有權按“男口”數,像兼并者的九族、鄰里、鄉黨一樣,按王田制的規定,分得一份土地,向國家納稅服役。

王田制的本質,雖說以實現土地的平均占有為目的,卻也包含著確保國家對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控制,以實現國家財政利益最大化的訴求。這樣的用意,正體現著王田制中所包含的強烈的帝王意志。然而,對如何實行“王田”,王莽拿不出行得通的辦法。

那時,豪強兼并勢力無不具有強大的政治背景。國之權貴、朝之命官和郡、縣官吏,又有誰與兼并無關?所以,王田制一經實行,官吏舞文弄法便無可避免,以至于天下冤聲四起,百姓多被羅織成罪。史書上對此盡管沒有詳細的記載,但其中兼并者恃強凌弱,嫁禍于人的情況,是可以想見的。所以,王田制行了三年,“莽知民愁,下詔:‘諸食王田及私屬,皆得賣買,勿拘以法。’”就此向豪強兼并勢力讓步,將王田令徹底廢除了。與此同時,他的那個平均地權的社會理想,也就此蕩然而去。

五均六筦的失控

王田之外,王莽同時還在工商領域實行五均六筦。五均的性質,相當于漢武帝的均輸、平準。五均為六筦中的一項。其主要的內容,一是由國家來經營以長安為中心的全國主要城市洛陽、邯鄲、臨淄、宛和成都之間的大宗商品運輸;二是由國家來控制市場和商品定價;三是由國家貸款收息,以排斥民間借貸。此外,國家還對鹽、鐵、酒實行壟斷經營,對山林川澤出產的各種貨物征稅,再加上幣制改革,共為六筦。而五均與六筦并稱,是由于“古人辭不審諦”的緣故(呂思勉)。

實行五均六筦,其實就是由國家來壟斷商業利益。它集中地體現了王莽壟斷天下財富的帝王意志。在實行的過程中,王莽也采取了與漢武帝時同樣的辦法,吸收各地富商大賈來主持其事。而這一時期的富商大賈,都是從漢武帝時期鹽、鐵、酒官營以及均輸、平準中發展過來的,都具有強大的政治背景。正因為如此,五均六筦政策一經推行,對這些富商大賈而言,可謂正中下懷。他們打著朝廷的旗號,口含天憲,“乘傳求利,交錯天下,因與郡縣通奸;多張空薄,府臧不實”。“乘傳”,就是乘著官家的車子。“多張空簿”,就是多做假賬。“府臧不實”,就是虛報庫存。對變身官商的富商大賈來說,做此等事的本事,較之武帝時期的權貴、官僚與商賈,借著鹽、鐵、酒官營和均輸、平準勾結謀利,又不知高出多少,膽子當然也更大。所以,盡管朝廷法禁重重,對他們來說,是起不到什么約束作用的,以至于“奸吏猾民并侵,眾庶各不安生”。這樣,不過十年之間,西漢的國家財政,就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,而“天下吏以不得奉祿并為奸利,郡尹、縣宰家累千金”。對此,王莽同樣效法漢武帝,一方面因征伐四夷軍費缺乏,下令對邊地軍官“為奸利增產致富者,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助邊”;另一方面“馳傳天下,考覆貪饕,助邊費之急”。他也采取了類似“告緡”的辦法,鼓勵“吏告其將,奴婢告其主”。但朝廷對地方已經失控,王莽這么搞,并不能改變貪污越來越嚴重的狀況。

與朝廷宣布實行王田制,又因為效果不佳而收回成命的情況不同,五均六筦一旦宣布實行,即覆水難收。蓋小民百姓,為逃避國家沉重的賦稅和徭役,往往心甘情愿犧牲自己的土地和人身自由,托庇于有權有勢的豪強。所以,宣布廢止王田制,無非是聽任豪強兼并照舊進行。惟“設六筦以窮工商”,窮的只是缺乏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小工商業者。對那些原本就控制著這些事業的權貴、官僚和富商大賈而言,除了貨幣改制一項,五均六筦的所有其他措施,都有利于他們“緣而為奸”。故王均六筦一下達,王莽即便想收回成命,也只是與虎謀皮。惟其如此,王莽不得不孤注一擲,以幣制改革為抓手,要為實現國家對經濟的統制,尋找一條出路。

把任意確定幣值當救命稻草

西漢自漢武帝確立五銖錢之后,差不多一百二十年里,鑄幣權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。那時,國家不僅有效地壟斷了銅礦,從源頭上阻止了民間的盜鑄;所造的五銖錢,也都質量好、分量足,使盜鑄者無利可圖。所以,當其他改革不是被放棄,就是完全失控時,把幣制改革作為實現統制經濟改革的抓手,就是王莽唯一的選項了。而在王莽的觀念里,朝廷既可以發行重量和面值完全相等的貨幣,也可以發行面值遠遠大于重量的貨幣;既可以發行優質的金屬貨幣,也可以發行劣質的金屬貨幣;既可以以金、銀為幣材,也可以以龜、貝為幣材。正是出于這樣的觀念,王莽不間斷地一共進行了四次幣制改革。他企圖通過這種持續不斷的改革,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無論幣材的種類、優劣和輕重如何,貨幣的面值仍可以由朝廷來任意確定的觀念。他深信,當帝王的意志為天下人所心悅誠服時,帝王就可以“點石成金”。

(五銖錢,漢武帝時期鑄)

西漢從公元前118年漢武帝始鑄五銖錢,到公元7年王莽實行第一次幣制改革之前,共計“成錢二百八十億萬余”枚。之后,王莽一次又一次使用國家力量,企圖以大量虛額面值的新幣,取代流通或窖藏于民間的五銖錢,以攫取社會財富。為此,在每一次推行新幣制時,王莽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的。如他規定,官民外出,除了路條(通行證),還必須攜帶新發行的貨幣,否則不僅食宿沒有地方,遇到關卡、渡口即被扣留。他甚至還規定,公卿上朝,必須持有新發行的貨幣。為防止盜鑄錢,他還一次又一次地制定了愈加嚴厲懲辦盜鑄者的刑罰。嚴重時,盜鑄者被枷在囚車里去服刑;妻子兒女則被鐵鏈拴住脖頸,隨囚車步行,人數竟多達以十萬計。他還對盜鑄實行鄰里連坐,將連坐者一概充為官奴婢。盜鑄,或被連坐的罪犯在服刑地,夫妻被強制拆散,重新配對,“愁苦死者十之六七”。

然而,殘酷的刑罰之下,幣制改革所造成的結果,仍是“百姓憒亂,其貨不行”,“農商失業,食貨俱廢,民人至涕泣于市道”的狀況。惟堅信貨幣面值最終可以由國家任意確定,王莽似乎對自己的幣制改革從未有過任何動搖。總是在每一輪幣制改革失敗時,緊接著又推出下一輪幣制改革。當其他統制經濟改革沒有出路時,王莽就將幣制改革作為自己的救命稻草。他始終不明白,當社會財富生產基本局限于土地產出時,工商的作用就在于“通功易事,貿遷有無”;想要通過對工商業的統制,實現國家財政利益的最大化,即便是在短時期內,也沒有可能。

由“抑兼并”而為“國家兼并”

強烈的帝王意志使王莽堅信,帝王的專制集權是無所不能的。因此,在如何實行專制集權的問題上,他雖說是一個儒生,卻頗有法家的政治風格,深信帝王意志的神圣不可侵犯,嚴刑峻法必可以使天下順從。他也希望從制度結構上,保證專制集權的實施。比如,他的一項重要行政改革,是將州刺史的監察權改為行政權,設州牧統轄郡縣,以改變一直以來朝廷對郡縣的失控。他顯然也是一個制度主義者,認為在皇帝的權威之下,只要設官分職,帝王意志就一定能得到貫徹執行。

為控制社會財富,以滿足國家財政的需要,王莽始終把自己的意志凌駕于一切之上。他顯然是受了當時流行的《管子·輕重》思想的影響。在他之前,桑弘羊的“富國何必用本農,足民何必井田”的理論,強調的是調節商品供求關系,以商業利潤助邊和賑災,以及調節貧富以抑制兼并(葉世昌)。惟鹽鐵會議之后,漢武帝的統制經濟政策,終于淪為權貴、官僚和豪強地主勾結牟利的工具。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,《管子·輕重》中所表達的抑兼并理論,“表面上似是反對兼并,但實際上并沒有取消兼并,只是把各個商人的兼并轉化為封建國家的兼并罷了”(馬非百)?;謊災?,所謂“富能奪,貧能予”的法家思想,已不再以“抑兼并”為目的,而是以國家財政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,“宣揚不擇手段地賺錢”(葉世昌)了。

《管子·輕重》諸篇,大多是在闡發國家如何發布命令,財政就能如何獲益的道理。所謂“無籍(稅)于民”,“而籍于號令”,講的就是這一套。王莽對此則深信不疑。最初,他認為通過壟斷商業,通過任意確定價格,人民就不會感受到剝削加重。而當國家對工商業的壟斷失控之后,他又堅信國家任意確立幣值的行為,是完全可行的。這種認識,其實就是受了《管子·輕重》關于“國幣之九在上,一在下。幣重而萬物輕。斂萬物,應之以幣。幣在下,萬物皆在上。萬物重十倍”的理論的影響。這一理論,簡單地說,就是“用購買力已大大提高的貨幣‘斂萬物’”(葉世昌)。

綜上所述,當王莽放棄王田制改革時,他的平均地權的社會理想即隨之蕩然;而當五均六筦的改革失控時,他的統制經濟改革的唯一方向,就是由國家來任意確定貨幣面值;于是,對私人資本的“抑兼并”,終于變為“國家的兼并”;在“不擇手段地賺錢”這樣的狹小空間里,他的帝王意志終于迷失了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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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責任編輯 / 劉釗

  • 審核 / 平筠
  • 終審 / 張凱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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